再进入的法律反思机制，是全球法自我创生的另一动力。
3、在建立责任政府方面, 建立权责明确的责任政府的要求与国家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分工不够明确，尤其是党政关系不够清晰造成的权责不清之间可能存在矛盾。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转型期的法治是一种有限的法治,因此,必须尊重客观现实,以相对合理主义的方式推动法治建设。
2、在建立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方面，依法行政、建立有限政府的要求与转型期强化政府的调控能力 之间可能存在矛盾。转型期的司法政策应当确立有利于成熟社会构建的规制政策与规制方法,同时还要注意与时代背景相协调。转型期的刑事司法应该是政策指导型刑事司法,而不是法规中心型刑事司法。二、转型期的司法政策及其实施 (一) 转型期一般司法政策的设定 (二) 转型期刑事政策的设置 1、反思重刑思想 2、反思严打方针的贯彻 3、反思死刑的效用 4、反思规制经济的刑事政策 《法商研究》2007年02期 本文相关附件下载： 点此浏览或下载全文PDF文档 进入 龙宗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转型期 法治 司法政策这些规则主要包括：优先适用规则、协调适用规则、比例原则、程序制约规则。
[18] 法治、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的涵义既已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跃然纸上。[5]《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526页。但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则不同，他将安全（security）与危险（danger）、信任（trust）与风险（risk）相对，来探讨现代性的特征。
（p.291）目前，企业的民主治理已成为较为广泛地展开。（p.84） 再次，要打破科学的垄断，促进科学的普遍化，实施风险沟通。虽然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越来越强，但如果缺乏系统论和整体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无法回应现代化风险的广泛关联性和系统特性。吉登斯是在介绍卢曼观点时用括号注明了前一句关于英语风险来源的话，但该说法并非卢曼所言。
（p.95） 废黜科学的不是它们的失败而是它们的成功。从风险社会的外部环境而言，法律应当保证学习的机会，保障学习的机制。
政治因忽视副作用而产生的副作用具有破坏政治自身的危险。换言之，残留风险构成了国家干预的现代界限。它所采用的是一种接纳性概念，例如在法律中规定一般承认的技术规则、技术水准、学问和技术的水准等。但贝克的reflexive也有自省（reflection）的含义。
（一）风险社会中科学的自省 与区分古典现代化和反思性现代化相应，贝克在科学实践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中区分两种构象：初级的科学化和反思性科学化（primary and reflexive scientization）。[④]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p.291） 学习，并非外在于法律而发挥作用的。（p.218）促进所有形式的自我批判不是某种危险，而可能是事先探知那些迟早要破坏我们这个世界的错误的惟一方式。
起初，国家和企业界只是将风险视作科技发展的副作用，忽视、回避工业社会不可认知的风险，依然依据权力关系和重要性的标准，对生产和财富进行分配。[?] See Ulrich Beck, Politics of Risk Society, in Jane Franklin (ed.), The Politics of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1998, 18.中文版可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刘宁宁、沈天霄编译，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第45页。
这个概念的诞生意味着人们意识到，未能预见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p.290）简言之，就是要确保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以广开言路，发现新知。
旨在稳定政策的东西很快会变成普遍的破坏稳定的因素。政治的开放和普遍化已成为新社会的重要课题。所谓亚政治，它是一种政治与非政治的中间状态，它不像政治那样具有一套正规而系统的程序，重视议会、民意和权力，也不像非政治那样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理性、中立而纯粹。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规则，将法律具体化，赋予其设定基准的余地，但同时增加行政机关的调查和说明义务。（p.276）虽然亚政治从政治的手中接过塑造社会的重要角色，但这绝不意味着政治从此退出江湖。[②]与此类似，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也认为，风险是个较新的词，它是在印刷品发明之后，从各种渠道通过意大利和西班牙传播进欧洲语言的。
受1972年石油危机影响，德国开始建设核电站，核电站建设成为激烈的政治议题，反核运动和诉求保护环境的生态文化也在渐次开展。[④]这种界定使风险一词与自然灾害区分开来。
他说，如果我们不再接受副作用，科技发展必须保证学习的能力，在每一个阶段、以其发展速度通过其发展出来的方式去学习。中文以前也常常混用近代和现代，但现在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等多数只用现代化来翻译Modernization，其主要理由在于现代化并非时间的概念。
（p.197）学科内部的开放、跨学科研究的开展乃至与整个社会的对话，已成为无可逃避的选择。[?] 〔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但面对着风险的全面迅速增长，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国家和企业界不得不反省，根据工业社会确定性的思维模式采取治理措施，去应对工业现代化不确定的风险，但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形成了新的风险。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在工业社会中，自由放任原则（没有证明是危险的，就是安全的）优于预防原则（没有证明是安全的，就是危险的）。（p.290） 学习意味着过程。其次，促进科学内部的自省，实现专业间的竞争。
如果固执于传统的确定性和预见可能性，国家权力就会裹足不前，就会导致风险规制的不完整。（p.201）连续性成了非连续性的原因，（p.9）换言之，理性和进步驱动下的现代化制造了现代化的风险。
各种社会力量在这里展开政治角逐。人们把把某种损失描述为风险，同时描述为可以集体解决的问题。
贝克给出了一条格言式的隽语：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p.291） 其次是责任政治。
贝克说，哪里的现代化风险被承认，哪里的风险就发展出难以置信的政治动力。技术（或生态）民主是一种负责任的现代性乌托邦，是一种社会观，在关键决策作出前，社会必须对技术发展和经济变化的后果进行辩论。风险社会中，国家基于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则延伸至风险预防的领域，但也并不介入残留风险的范围。（p.282） 再次是技术民主。
顺便提及，日译本将Risiko翻译成危险，尽管其已作出特别说明（第462-463页），也仍然受到批评，日本学者现在多用片假名（リスク）来音译，而不再翻译成对应的词语。（p.93）哪里危险成为了常态，便预定了永久性的制度形式。
在风险社会，社会变成了一个实验室，没有人对实验的结果负责，一切均被作为现代化成果的副作用或者进步的代价来看待。参见黄钲堤：《卢曼的风险社会学与政策制定》，载于《政治科学论丛》第28期（2006年6月），第141-142页。
在德国，已经出现了一整套风险规制的法律机制：[20]第一，弹性化与暂时性处理，例如制定临时性规范、附变更保留的规范、赋予观察义务。Modernity可译作现代性，一如《风险社会》的中译本那般。
